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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小伙嫖娼把命丟

添加時間:2012-05-14 09:57:44  瀏覽次數:

小伙嫖娼把命丟
——馮某涉嫌故意傷害(致死)罪被減輕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辯護人 田樁 原河北方圓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被告人的基本情況和案件的基本事實。

  被告人劉某,男,漢族,1989年出生,河北省安國市人。被告人馮某,男,漢族,1969年出生,吉林省臨江市人,河北省安國市某賓館業主。被告人劉某、馮某及被告人胡某、宋某、李某、王某六人涉嫌故意傷害(致死)罪,被河北省安國市公安局刑事拘留、逮捕,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檢察院以上述六被告人涉嫌故意傷害(致死)罪向河北省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另有被害人親屬以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身份,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認為應對各被告人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刑事責任,并要求各被告人支付喪葬費、被撫養人生活費、死亡賠償金等各項經濟損失。

  河北省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公開開庭審理后,查明如下事實:2011年3月某日夜,被害人楊某、周某、蔣某到安國市某足療店嫖娼,與被告人胡某和站在足療店北鄰某賓館門口的被告人劉某發生爭執,被人勸開后離開現場,約20分鐘后被害人楊某、周某、蔣某又返回足療店,持磚頭打擊被告人胡某面部后逃跑。被告人劉某得知后追趕三人,扭打中被告人劉某用刀子扎中被害人楊某胸、臂、腿部數刀,并與趕來的被告人胡某、宋某、馮某、李某、王某共同對三人進行毆打,致楊某死亡、周某輕傷。

  二、辯護人的基本辯護觀點。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故意傷害(致死)罪的量刑幅度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本案被告人馮某的親屬委托河北方圓律師事務所田樁律師擔任馮某的辯護人參加訴訟。

  田樁律師認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提出的各被告人構成故意殺人罪的觀點不當,被告人馮某在案件中的如下法定“從輕”、“減輕”情節應在量刑時充分體現:

  首先,被告人馮某參與了對被害人楊某的毆打,但被害人楊某死亡的致命傷(銳器傷)不是被告人馮某的行為造成的,即被告人馮某不是致被害人楊某死亡的直接行為人;

  其次,從案件的發生、發展和后果進行具體分析,被告人馮某僅起次要和輔助作用,屬于“從犯”;

  再次,被害人楊某等三人的嫖娼違法行為引發本案,并在被人勸離后又返回再次滋事,導致雙方沖突并致楊某死亡,被害人的違法行為是引發案件并產生死亡后果的重要原因;

  第四,經法院主持調解,本案附帶民事訴訟達成調解協議,由各被告人根據自身經濟狀況,給付被害人親屬數額不等的經濟賠償,總計金額十四萬元,且已履行完畢,雙方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法律也應當在法定幅度內給予寬容。

  田樁律師據此向法院提出,應當對被告人馮某“減輕”處罰,即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法定量刑幅度的最低刑期十年有期徒刑的“以下”,判處適當的刑期。

  三、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本案的判決結果。

  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人劉某扎刺被害人楊某時,雙方處在相互打斗的狀態,劉某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主觀故意;被告人馮某等人僅對楊某的腿、背等非要害部位毆打,其行為也不具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主觀故意,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提出的各被告人構成故意殺人罪的意見不能成立。被害人雖有違法和過錯行為,但其生命權、健康權不容非法剝奪,各被告人有共同傷害他人身體的故意并在客觀上造成了他人死亡的后果,故均應對致人死亡的后果承擔刑事責任,構成故意傷害(致死)罪。

  法院另認為,被害人等三人的嫖娼違法行為引發案件,且在被勸離后返回滋事,違法、過錯行為對引發案件并造成死亡后果負有重要責任,且各被告人均對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因案件所受的經濟損失積極賠償,以上具體情況在對被告人的量刑中應予體現。

  另根據馮某、胡某、宋某、李某、王某五名被告人行為在案件發生、發展和后果中的次要與輔助作用,馮某等五被告人屬于“從犯”,根據《刑法》第二十七條對從犯可以“減輕”處罰,即在法定量刑幅度“以下”量刑。被告人劉某因是造成被害人楊某死亡后果的直接行為人,對案件死亡后果的發生起主要作用,故不屬“從犯”,根據案件其他具體情況僅可對被告人劉某“從輕”處罰,即在法定量刑幅度“以內”判處較低的刑期。

  法院綜合考慮本案上述具體情況,以及各被告人對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各不相等的賠付數額,采納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依法作出(2011)保刑初字第162號刑事判決書,以被告人劉某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以被告人馮某、胡某等五人犯故意傷害罪判處三年、三年六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判決書送達各被告人后,各被告人服判不上訴。

  四、辯護人對命案量刑的點滴認識和辦案體會。

  我國具有數千年封建歷史,“以命抵命”這種同態復仇的觀念在我國根深蒂固,但這種觀念已經與現代的法制文明不相符,從法律上廢除死刑也是與國際接軌的必然。

  各類刑事命案的具體情況千差萬別,同一件刑事命案中的各被告人具體情況也是各不相同,簡單機械的“以命抵命”雖然能夠從肉體上消滅被告人,但顯然不能使被告人和社會公眾真心服判,由此更不利于社會和諧與穩定。

  但各類刑事命案又有其共同點,這就是案件的被害人人死不能復生。案件發生后,被害人親屬自然會悲痛萬分,會要求讓被告人“償命”,但在悲痛之余就應當考慮如何使自身的損失降到最小,能夠得到一定數額的經濟賠償才是真正保護了自身的合法權益,而不是一味的要求被告人“償命”。

  在現代法制文明的進程中,我國現階段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也正在努力探求一種最大限度保護被害人親屬合法權益的機制,并力求這種機制的逐步完善。

  作為被告人,被害人的過錯行為不是自身實施犯罪的理由,如果能夠給予被害人親屬經濟賠償,既能使被害人親屬得到適當寬慰,又能向司法機關表達自身的悔罪態度,從而給自己爭取早日與家人團聚并重新做人的機會。

  作為辯護人,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不僅在于“發現”應當對被告人從輕、減輕處罰的情節,更在于“爭取”從輕、減輕處罰的理由,從而最大限度的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實現被告人利益的最大化。通過辯護人的努力,給被告人爭取了從輕、減輕的理由,同時又使被害人親屬損失得到彌補,情緒得到安撫,這就既通過合理合法的方法實現了被告人合法利益的最大化,又緩解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更為現代法制文明的進步作出了應有的努力,這才無愧于法律人的使命。
(田樁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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